抑郁症之愈（上）
顶礼大恩上师！
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严重的患者通常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就医，即一些人的俗称的“疯人院”。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疯人”，因生活遭遇到逆境、有强大的心理压力，而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只要掌握了修心的技巧，精进地忏悔业障，将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他人为中心，都可以成为心灵健康的人。
在过去的两年里，作为抑郁症患者的一员，我经历了此生最难堪的一段时光。身在其中，困苦难当，心尖上刀光剑影的日子，使我不时想放弃生命，并差一点成功。后来又值遇佛法，经历了此生最最幸福重要的事——皈依上师三宝。此中经历和滋味，今天细细回忆，像场大梦，又像一部开头悲剧而结尾喜剧的电影。
然而今日，那一个整日疯疯的，恨恨的，呆呆的重度抑郁病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康复了。没有药品、封闭治疗等现代医学办法的干预，没有任何治疗手段给身体带来的副作用，除了手腕上再也无法消除的刀疤，身心再无一丝当时的苦楚艰难，心理恢复了正常。
从主动停止伤害自己和他人开始，我便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了解到了生命的可贵，学着以利他、不伤害的人生观，有价值地活下去。每一天都真真实实地庆幸自己还活着。
这一切的转变，都源自伟大的佛陀，那个在2500年前，为我们开示生命真谛的人；还有对我的恩德比大海还深的精神导师。没有他，我可能已经不知在何处感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美丽的朝阳，绚烂的晚霞。更没有机会忏悔自己的罪业，走上这条离开轮回苦难深渊的道路。
在这段对往事的追忆中留下的，除了文字，还有心中的感恩。
（一）精神科重症患者
“六号病人，请进4号诊室。”
2010年8月的一天，在人来人往的候诊区呆坐了一小时之后，我被语言播报系统叫进了四号诊室。这里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分析研究所，一位主任医师的诊室。
能预约到这位专家级的精神科医生，我等了一周的时间。住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多年，以前我只知道一些身体上的病，挂号难，看病难，现在才知道看“精神病”，也需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挂到一个专家号。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朋友、同事觉得我越来越古怪：在公司里，有时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同事朋友召集聚会叫我去，我一口答应下来，临近时间了，在家里不停地换着各种衣服，焦虑着出不了门，时间都过了，还是不能踏出家门半步，最后只好放弃；电话要么调成静音，要么关机，一看到有电话进来就很紧张，很少接电话。总是很害怕，但怕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最基本的人际交往能力已经丧失了。
而且不知从何时开始爱哭了，哭泣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睡醒哭，坐车哭，上班哭，下班哭。哭、哭、哭，那时流的眼泪，真的比前三十年流的所有眼泪都要多。
一位好朋友一天在电视里看到了一个得了抑郁症的著名歌手的采访节目，对我说，“你是不是也考虑找医生诊断一下。”之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仔细地看完那个节目。他患有中度抑郁症，已经治疗了八年，而且还在继续治疗中。
朋友说得没错，这位歌手的症状，我全部都有。甚至超过了他。我在心里想着：难道我真的得了传说中的“抑郁症”？这不太可能吧！
在网上找专家挂号，才发现原来心理疾病的分类被归在了精神科。
“请坐。”隔着宽大的办公桌，严肃的医生开口了。
我想自己当时的装束和表情，一定令这位医生感到分外不适：165公分的身高，因为不怎么吃饭，已经瘦到了八十多斤；因为缺乏睡眠而深陷的眼窝，深紫色的嘴唇，蓬松凌乱的头发，胡乱穿的T恤衫和拖鞋，用朋友的后来的话说，看上去活活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
“请谈谈你为什么要到这里，”他语气平缓而专业。
“医生，我最近情绪不是很好……”
“你的饮食和睡眠情况怎么样？”
“我基本上是十二点左右睡着，然后二三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体重下降得很厉害，近半个月瘦了十多斤。”
“你有没有想过自杀，如果想过，你有没有具体想过怎么实施？”
“我觉着活着没什么希望。我想过自我了断……”
“说说你的家庭和成长经历吧。”
“……”
“女士，别哭了。你后面还有别的病人，我们已经超时了。”谈话在我不停的哭泣下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大夫，我是不是真的得了抑郁症？”我一边抽泣，一边用双手不停地揉搓着纸巾。
大夫的表情有些惊讶，有些无奈，他可能没想到，我对自己的病情真的一无所知。
他很肯定地说：“你不仅是抑郁症，而且是重度抑郁，需要住院治疗。”
我一下子呆住了，怎么直接就重度了？这怎么可能。
医生继续说：“根据你的情况，你需要住三号四号病房，我现在给你开住院条，你交给住院部，然后等我们通知你来住院。”
大夫看我迟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的口吻近乎是下命令了。我看着眼前这位严肃温和理性沉默的专家，再次泪如泉涌。
这个诊断结果，对我来说来得太过猛烈，我先是不接受，为了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这么糟糕，我想在医生面前表现得理智些，于是边哭边问：“啥是三号病房？”
“全封闭式的，不能自由进出，一周可以接受一次亲友探视。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要上交，包括手机电脑镜子梳子……”
我当时的大脑里迅速出现了一些画面，所有有关精神病医院的想象——最重要的是我是住封闭式病房。啊，不能逃跑！此时的我，全然混乱，竟然想着要逃跑。
“大夫，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不能住院啊，我得工作，我养的猫没有人照顾……”
医生这时明白了，我是不承认自己的病情，也害怕住在封闭式的病房里，继续为我解释：“你不要以为是人来看病，我们就建议住院。我们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要等有空出来的床位你才能住进来。只有我认为非常有必要住院的情况下，才建议住院。很多病人家属要求住院，我们都是不同意的。之所以叫你住院，是考虑到你的病情和生命安全。你懂嘛？”
“我懂。可是……”可是了半天，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在等床位的这段时间，先给你开药，早晚一定要吃药。你先去住院部预约登记。”
拿着医生开的住院条，我去了一楼住院部。我终于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了，这里和别的医院是不一样的。
一楼住院部的人客客气气的，动作很麻利地让我填写个人信息，签上自己的名字。轮到家属签字一栏，铁栅栏那边，护士指着空格说：“这里需要家属签字的。”我默默地回答“没有家属”。她顿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走吧。”
我还记得，是北方七月底炎热的午后，我的双手却冰凉冰凉的。
走出医院大门，我开始头晕。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看远处的物体，仿佛自己的眼球变成了凹凸镜，四周的物体在我的视线里开始发生遥远的弯曲。眼珠经常是机械地盯住一个地方，不能灵活转动。
后来才知道，抑郁症的病人，通常都会感觉自己有生理不适。比如那位歌手觉得自己得了心脏病，感到心痛不能喘气，做了许多检查，结果是心脏一切正常。而我也不例外，那段时间我是不能到公共场合的，比如地铁，商场，餐馆，公交车，只要人多的地方，我就觉得自己头晕，喘不上气，眼睛则像挂了铁钩一样不会转动。
在一种希望和恐惧交织的心情下，我回到家，翻开医生给我写的病历，上面写着“……内在驱动力不足，对人生失去希望……建议入院治疗，并防止实施自杀。”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防止自杀是没人能防得了。病历本看了很多遍，想起了医生说的话：“你一个人住，太危险了，很多抑郁症患者因为一时想不开就成功地实施了自杀。如果身边有人陪伴，会好一些。”
我该怎样不自己住呢？父母、丈夫，我一再远离他们，期望爱，又一再逃离。
不愿意面对黑暗，每晚开灯睡觉；清晨必然是以哭泣开始，白天必然会拉上窗帘；朋友、同事，他们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痛苦”；父母不爱我，朋友不爱我，爱人抛弃我。甚至和“自我”对立着，根本无法接受现在这么“失败”的自己。周围的朋友都有幸福美满的婚姻，而我呢，孤独一人，我是个失败者。
我不要离婚，不要重蹈父母走过的路，可是我亲自导演了自己的离婚。一场错乱的感情即将结束，然而浓缩着情欲、占有和虚荣的“爱情”，被我视做珍宝，我贪恋着，无法接受失去，认为那将一无所有。
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不然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总是一再被抛弃？即便是按照我的预期得到了“幸福”，这算什么呢？我从心底里害怕面对未来。
这种身心的痛苦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住进医院，吃着药片，能解决吗？但还有什么路呢？
我在网上搜索了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抑郁发作的核心症状有3条：
(1)抑郁心境，对个体来讲肯定异常，存在于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里，且几乎每天如此，基本不受环境影响，持续至少2周；
(2)对平日感兴趣的活动丧失兴趣或愉快感；
(3)精力不足或过度疲劳。
抑郁发作的附加症状有7条：
(1)自信心丧失和自卑；
(2)无理由的自责或过分的不适当的罪恶感；
(3)反复出现死或自杀想法，或任何一种自杀行为；
(4)主诉或有证据表明存在思维或注意能力降低，例如犹豫不决或踌躇；
(5)精神运动性活动改变，表现为激越或迟滞；
(6)任何类型的睡眠障碍；
(7)食欲改变（减少或增加），伴有相应的体重变化。
这十条，我没有一项不符合的，医生诊断得是没错的。
祸不单行，一周之内我失去了工作，被单位强制休假。我在一家大的传媒公司担任一个经常需要面对外部人士的职位，代表了企业的形象。鉴于我当时的情况，领导示意我，会有人来接替我的位子。而且，永远不能再回到这个岗位上。
怀着一颗愤怒、痛苦的心，在那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关上了所有的窗，唯一未关的窗，我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心理医生。
（二）我的心理医生走了
这是根救命稻草。我每天都按时吃药，然后发呆，崩溃，等着住院。除了形成了药物依赖，可以整晚都不醒来，一直睡觉之外，我变得越来越糟糕。由于感受系统迟滞，我食不知味，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段日子，几乎只是每天吃半个小西瓜或者一两个桃。朋友建议我再换一家医院再确诊一下，说不定不用住院呢。于是，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另一个精神病医院的一位专家。
这次接待我的是一位温和有耐心的女医生。她使用各种测试，要求我回答很多事先设定好的问题。还有一些叫不上名来的仪器，大概是测查脑电波之类的。几个小时之后，仪器们得出了更差的结果——我不但患有重度抑郁症，还患有焦虑症。
女医生开始还对我很有信心，她说先进行“保守治疗”，她嘱咐我一边吃药，一边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每周进行一次50分钟的谈话。并要求我每天每隔30分钟记录一次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状况。诊断结束后，她还给了我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生命援助热线电话”，她小心地告诉我，如果一时想不开了，就打这个电话，电话这边会有人和我说话，会有人和我聊天。千万不要一死了之，一定把这个卡片随身带着，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枕边。
我开始很用心地做着行为日记，两周后，已经是很厚的一沓了。记得每次在等医生叫我进去之前，我都会在长长的昏暗的通道尽头望向窗外，丈量着从五楼到一楼的距离，想象着自己纵身一跳，能不能直接摔死。仿佛看到了自己纵身一跳从空中坠落，然后血肉模糊的模样，最怕的就是摔成残废，那样还要拖累别人。如果我残废了，不知道那个承诺永远和我在一起的人，会和我在一起吗？如果我死了，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因为他不珍惜我，而在痛苦中度过一生。
我就这么暗自思忖着，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悲剧的导演，完全不知道悲剧全是想象出来的，也完全不知道心可以有多狂躁，也可以有多安静。
每一次与医生的谈话，都是从我儿时的家庭经历开始的。医生特别同情我，我把长久以来隐藏在心里的话都告诉她。我说，我内心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被抛弃的角色，我突然感觉自己太不可爱了、太不幸了；我说：我不喜欢我自己了，我只希望结束糟糕的人生，隐隐地我想用死来对我的父母、我的丈夫等所有人进行惩罚。医生不断地点头，我知道她是同情我的，有时听我边哭边说，她的眼里也会闪着泪花。然而，她对我是束手无策的。
行为日记记了好多，也不过是自己瞎想乱想，记录行为或许可以让我在那一个时刻和缓地面对自己。但是，我心里所有对人生的疑问，谁能帮我解开？
二周后，第三次谈话时，在她的小诊室里，她紧握双手，望着厚厚一叠行为日记。直到今天，我仍深深地记得她充满同情的眼神：“遇到你这种情况，确实，很难没有不被抛弃的感觉，如果是我，我也会像你一样感觉绝望。可是，你看，是不是可以再试着给自己一次机会，好好活下去？”
“来，复述一遍我的话：一切还有希望，我要活下去！”医生艰难地对我说。
“一切还有希望，我要活下去，”我重复着，然后，我摇头，“我为什么活着？”
她怔住了，只是看着我。
“医生，我随身都带着玻璃片，这是我最后的退路了。”此刻，像是彻底摊牌。
医生那么疼惜地看着我，我觉得她是如此关心我，心头涌上暖意。“来，让我看看你的退路好吗？”她温柔地伸出手，等在空中，等我掏出随身带着的自杀用的玻璃片，那是在家里故意摔碎了一个玻璃碗，捡出的其中最锋利的一片。
我犹豫着，将玻璃片掏出来，不肯交给她。她还是把玻璃片一把夺走了，装在她的白色的衣兜里。我说“你还给我”，她说，“没关系，我先替你保存着你的退路，如果你真的没有退路，再来找我取。”
我哭了，连退路也没了。我们相视无语。
片刻，她轻轻地对我说：“你还是去住院吧。”我又开始嚎啕大哭。
“我不是已经在记行为日记了吗，我不是记得很好吗？为什么还得住院？”
她摇头，无语，低头，写字。
“那住院是怎么治疗？”
她明白我的意思，说：“也是封闭的病房，用药，如果效果不显著可能还要一些其它的治疗方式。可能也会有医生和你谈话。”
我又问了一个很可笑的问题：“是和什么病人关在一起?”
她无奈地注视着我说：“和各种精神病人住在一起”。
病历本上这次只有四个字：建议入院！
“还有，我要休假了，大概要半个月，你尽快住院吧。会有别的大夫继续为你治疗。”
“大夫，你为什么休假呢，你休假我怎么办？我怎么找你？”我焦急地问。
这时，已经站起来收拾东西的她，突然特别委屈地说：“你知道吗，我也需要放松和休息！”
我那时突然觉得很对不起她，眼见着她每天要接待好几个包括我这种和其它病症的病人。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果然是我不可爱，连她也要离开我了……
出了医院大门，我直接冲进滚滚车流，一辆车急刹车，紧挨着我停下来，一辆又一辆，结果没有一辆车撞着我。
我没能如愿。
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为谁活着。每天都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
不吃不喝，就在屋里坐着，要么发呆，要么哭泣。不踏出家门一步，偶尔会有邻居来看看我，她的妈妈也是抑郁症，已经吃了十几年的药。我又想到我的一位病友，那么年轻貌美，有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孩子，这些都是我想要的，她都有了，她为什么还得抑郁症？她住过院，出了院也仍然需要长年用药物维持着。可是我不想吃药，我害怕吃那种药，吃了就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然后就昏睡过去，再醒来时，仍然害怕。我已经产生了药物依赖，要靠药品来维持睡眠。此时我明白了，我的路就是和各种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最好的结果，是和所有患者一样，一生服药。还有，就是去死。
（未完待续）
弟子 扎西措
完稿于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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